科幻、思辨、经世哲学,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的枕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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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臧博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是一位不那么“主流”的经济学家。他一身而具多重身份,既是闻名世界的经济学家,又是一位在知名报刊上拥有阵地的专栏作家。除此之外,克鲁格曼还有一个不那么为人所知的身份——一位硬核科幻文学爱好者。

首先就经济学家这一身份而言,克鲁格曼成就相当了得,不仅著作等身,还于2008年凭借在经济学诸多领域,尤其是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国际贸易领域,他创建了“新贸易理论”;国际金融领域则建立了第一个“汇率目标区理论”规范模型;另外,他还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并提出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

经济学原本就是一门经世的学问,探求真理是重要一面,而劝说人们居安思危、从善如流则是不可或缺的另一面。克鲁格曼做到了两面兼顾。世人均知,克鲁格曼在专业经济学者之外的另一重身份便是专栏作家,常年坚持给《纽约时报》撰写评论文章。这些评论文章笔锋锐劲、言辞泼辣,却颇受读者追捧。《纽约时报》面对新的媒体竞争环境下的艰难困境,推行一系列改革举措,其中包括“付费墙”,而这一设置更彰显了克鲁格曼那些言之有物的文章的价值。很多读者冲着克氏的评论文章成为《纽约时报》电子版付费订户。

从读书的主题来讲,关于克鲁格曼最值得一说的是他作为科幻迷的身份。其对科幻小说的钟爱溢于言表。不仅在接受媒体访谈时多次提到自己喜读科幻,在文章中也时常引述“科幻梗”。他甚至还写过一篇具有科幻主题意味的学术论文《星际贸易理论》(Theory of Interstellar Trade),并发表在了严肃的经济学学术期刊上。众所周知,克鲁格曼好发“盛世危言”,曾有过一句断言,“(美国)延续长达18个月的衰退期(如此顽固),只有外星人袭击地球才会终结。”还曾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引用科幻迷们才熟悉的典故,讥讽伯南克,指其株守于制度化的陈腐理念而不事变通,如同已被“博格人”同化。这个典故出自著名科幻作品系列《星际迷航》,博格人是该系列科幻故事中的一个宇宙种族,普通人一旦被博格人同化,便失去了自主意识,受制于集体思想,一如行尸走肉。

此类引证、典故频现于克鲁格曼文章与言谈中,俨然成为他的一个符号。此类引述尽管被越来多的读者所认可,甚而能博得读者会心一笑,但也不是谁都买账。比如他的“科幻梗”,便不为《纽约时报》的某些编辑所理解。为求清晰达意,克鲁格曼只好在引用相对生僻的科幻典故时,附上几句话解释其来龙去脉。克鲁格曼直言,撰写此类注文颇感滑稽,但似也别无他途,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欣赏这样的‘文化趣味’”。

克鲁格曼在接受一家读书媒体采访时,曾畅谈自己的阅读趣味,并推荐了若干本在他一生不同阶段,令其受惠至深的作品。其中既有他钟爱的科幻小说,也有深具思辨意味的哲学著作,通过这几本书足以管窥克鲁格曼的学术野心与思想图景。有鉴于此,本文结合克鲁格曼的思想脉络,对这些著作做一简要介绍。需要注意的是,《一个自由派的良知》并非其推荐书目,但因为代表了他思考路径之重要一脉,所以也予选入。

1.《基地》三部曲,(美)艾萨克•阿西莫夫著,叶李华等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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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类理解研究》,(英)大卫·休谟著,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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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劝说集》,(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李井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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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美)保罗·克鲁格曼著,刘波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9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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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历史学”之梦

科幻小说长期以来在相当一部分人眼中属于不入流的文学形式,甚至有人评价科幻文学自身内含着“遁世”倾向,并对其多有贬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一文学形式日趋成熟、大师频现,再有大众消费文化、流行亚文化的加持,造成科幻文学的高市场接受度的不争事实,科幻文学的地位渐有升。

同期,科幻小说出现一次分野,一派认儒勒·凡尔纳为精神领袖,看重以人类当下已具备的科技成就为想象原点,辅之以严谨的逻辑推理,从而创作极富想象力的作品。这一派颇具“预言”气质,其所幻想出的很多科技元素在后世成为现实。第二派趋奉H.G.威尔斯为领袖,更多关注科学背后的人文景观,重在反思科技进步对人类未来的深层意味和影响。

克鲁格曼最推崇的科幻作家是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此君便可归入前述科幻作家的第二类。阿西莫夫的经典作品《基地》(Foundation)三部曲很受克鲁格曼激赏。后者早在高中时代便以读此书为乐。

阿西莫夫作为美国当代科幻小说大师,作品不同于很多硬核科幻。阿西莫夫不喜欢“掉科学书袋”,也不崇尚极复杂的科学推理,而是擅长以浅显的笔墨描述抽象主题,以深刻的思辨激发读者想象力,促使其思考科技与未来、人类和宇宙。《基地》的故事设定在银河帝国时代,主人公是数学家哈里·夏尔登(Hari Seldon),他创立了一门学科“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并预言此后世界将结束繁荣,进入长达两万年的黑暗与蛮荒。整个故事就围绕夏尔登拯救人类的计划展开。

克鲁格曼欣赏《基地》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对主人公的职业与情怀很是认同。阿西莫夫此书建基于一个基本假设,即通过高质量的逻辑思考活动,人类能战胜任何未知困难。阿西莫夫的这一创作内核吸引了克鲁格曼。后者曾在一档科幻爱好者播客节目中直言,这部小说打动他的地方就在于“心理历史学家”们只凭借自己对社会运行根本规律的深刻体认,便能够拯救整个银河系。幼年时代,他已下定决心成为这样的人。当然,心理历史学只是一个虚构出来的学科名词,于是克鲁格曼选择了与其最接近的学问——经济学,毕生以此为业。

在现实生活总,克鲁格曼是个好发“盛世危言”之人,却总被訾之为哗众取宠的“惊世之论”。但事实是,他常能以精准的思辨穿透力,预言灾难于未萌。早在1994年,当亚洲沉醉于经济高速发展之际,经济学家们热衷炒作“东亚奇迹”,克鲁格曼却撰写《亚洲奇迹的神话》,尖锐指出红火的亚洲经济背后蕴藏着深刻危机,而此际所有的繁荣都只是建立在“浮沙”之上的幻象。他分析指出,“亚洲奇迹”最大的问题是建基于动员资源的能力,而非效率增长的基础之上,这样的增长模式必不可持续。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让他一举成名。

拥抱经验主义

进入大学后,克鲁格曼如同许多同龄人一样,经历了一场思想上的重新启蒙过程——探索建立自己的价值和信仰体系。身边有朋友为探索信仰而转入宗教,还有一些人成为安·兰德的追随者,皈依客观主义哲学,信奉“理性的私利”,并试图借助这些思想体系为一切问题求解。克鲁格曼则在读到大卫·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之后意识到,休谟才对自己胃口,并从而坚信:一切号称揭示所有真理的理论都可能是讹误,对生命唯一理性的理解途径是秉持人道的怀疑主义。

《人类理解研究》原著完成于1748年,是休谟在自己的《人性论》第一卷基础上扩充改写而成,汇集休谟哲学的基本哲思精华。全书共12章,主要处理人类对事物的理解,也即考察人的认识能力与认识过程,并通过对经验主义的阐发,得出了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结论。休谟在书中更深入地探讨了人类认识的主观性和相对性,认为感官从外部感觉到的印象就是一切,除此之外是否还存在物质的实体或精神的实体,都是不可知的,这超出了感觉印象的能力范围。

克鲁格曼将休谟的这一套哲学思想,融汇进了自己的价值体系,帮助他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中,保持独立的判断和经验主义研究理念。后来的研究工作中,克鲁格曼常能摆脱公认观念的束缚,作出自己开创性的研判,想必离不开休谟怀疑论哲学的潜移默化影响。

与凯恩斯“惺惺相惜”

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克鲁格曼便主张以适当的国家干预理论取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导地位,从而被视为“回归凯恩斯主义”的积极主张者。克鲁格曼曾在各种场合也屡次指出,只有回归到凯恩斯经济学,才能为当前经济学的理论危机找到最明智的出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也曾不止一次推荐凯恩斯的著作,尤其是《劝说集》。

此书汇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从1919年到1932年间发表的各类文章,除了那个时代人们比较关注的和平条约与战争赔款、通货紧缩政策、金本位问题,凯恩斯还在书中展现了对人类经济问题和时代命运的深刻思考。

《劝说集》是凯恩斯的重要文集之一,此书在中国大陆出版后另有译名“预言与劝说”。凯恩斯在原书序言中曾感慨,自己的预言每每成真,而让世人在预言得到验证之前接受劝说却难比登天,随即颇具调侃意味地说,此书或可命名为“预言与劝说”。因此,本书引入国内时,有出版社将其译为《预言与劝说》,貌似符合凯恩斯的想法,实际却脱离了著作的本旨。凯恩斯此书中大多数文章立意重在“劝说”,言之谆谆地力图说服世人乃至决策者从善如流。

欲了解凯恩斯的经济思想脉络,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他的经济学专著“货币三论”( 《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部分著作是凯恩斯经济思想的支柱,得到最广泛关注。但还有一部分却易为人们所忽视,那便是凯恩斯在英国知名报刊杂志上发表的经济学文章。

这些文字被收入三本文集,而最重要的就是出版于1931年11月的《劝说集》。该文集中这些文章,不仅具备穿越时空的学理价值,更集中反映凯恩斯参与国家和国际社会事务过程中运用经济理论、提出经济主张的思考脉络,展现知识分子对时代命题的深刻思考。文章辑入凯恩斯亲历三大历史场景时的经济学思考与主张:一战后相关国际经济事务安排;英国经济、金融政策制定;二战后国际经济、金融事务应对。其中展现的不仅有凯恩斯的思想体系,更浸润着他独特的精神气质。正因为如此,这本文集出版以来,频繁被凯恩斯传记作者们广泛征引。

克鲁格曼与凯恩斯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也曾以知识精英的身份成为决策者座上宾,为当政者的重大经济决策提供咨询;也热衷于在报刊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劝说世人”居安思危。这样看来,克鲁格曼喜欢并常推荐《劝说集》,不仅有思想层面的考虑,也可能出于某种惺惺相惜的情怀。

眷恋平等的“中产”社会

因为经常身处媒体和公众舆论一线,克鲁格曼练就一身我行我素撰文的本领。但凡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必然直言不讳、持之甚坚,而不会斟酌利弊,大胆而直率的批评言论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典型的例子如前文提及的,以科幻典故无情嘲讽伯南克;再如他从来都公开宣称是铁杆的“自由派”(liberal),并表示自己并非政治家,无需觊觎公众手中所持选票,所以不惮给自己打上标签。

这还不够,他出版了《一个自由派的良知》(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借此将自己自由派的观点与立场坦然昭告天下。这本书多年前就已引进到了国内,中文译名为《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刘波译,中信出版社)。严格来说,此书不应归入克鲁格曼的书单,选入的原因在于,他在这本书中对世态多加针砭,对政治家的批评也丝毫不假辞色,最能展现克鲁格曼的立身行世原则,也十分前瞻性地预言了当下美国经济、社会领域诸多现状。

概括而言,克鲁格曼在这本书中回顾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美国历史,从镀金年代的政治经济,直到布什时代的经济停滞。他认为,这是保守主义运动掌控美国政府的必然结果。克鲁格曼继而指出,这两种方向的发展都非自然演进的结果,是由组织化的政治运动所引导,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

展现在此书字里行间的,还有克鲁格曼对成长年代的眷恋,那时的美国社会孕育出一个相对平等的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在如今贫富差距日趋极化的美国社会,中产阶级早已不复当年盛况,甚至“仅余残喘”。有鉴于此,克鲁格曼在书中呼吁重新展开关于社会政策的公共辩论,主张政府应发挥好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的作用,同时警醒世人不要冷漠对待社会经济不平等议题,不可错失改革良机。克鲁格曼指出,美国已经准备好迎接全新的、进步主义政治议程,即一场“新新政”。

(作者为《财经》文化编辑、《财经》读书会召集人,编辑:何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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